2015-10-07 大眾文化
千秋太史公——話劇《司馬遷》創作談
發布時間:2015年10月07日

                                           
    司馬遷是中國偉大的歷史學家,其不朽的著作《史記》成為中國文化歷史長河中為數不多的經典著作之一。司馬遷是陜西韓城人,生于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于漢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享年46歲。
    司馬遷出生于史官世家。他的父親司馬談臨死時說過這樣的話:“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周朝的天官即主掌天文歷法的官員,當時的制度是歷史學家與天文學家兼于一身。
從周至漢,歷史漶漫,司馬家族的世系亦無法全部準確地考證,從多種史述零星的記述來看,司馬遷可靠的先人應是在秦惠王朝廷供職的司馬錯,他曾與張儀在秦惠王面前辯論伐蜀與伐韓的利害。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隨白起參加過攻擊趙國的長平之戰。此戰坑殺趙國士卒有45萬之多。后來,因為白起在朝中與范雎為敵,觸怒秦昭王被賜死。司馬靳作為白起的親信也一同被賜死。司馬靳死時,距司馬遷出生尚有125年。
    司馬靳的孫子是司馬昌,當過秦始皇朝廷的主鐵官。司馬昌的兒子司馬懌當過劉邦朝廷的漢市長。在漢朝,凡治邑超過萬戶的稱令,不足萬戶的稱長。司馬昌的兒子司馬喜,在漢朝第三任皇帝手上得到“五大夫”的爵位,這是第九等爵,漢朝爵位最高者為第二十等爵,司馬喜是司馬遷的祖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建元、元封之間當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官名,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太史令”,稱“公”是楚制。司馬遷追慕楚文化,所以用楚制稱呼其父,后來亦自稱。
    從有記載的史料來看,司馬錯之后,司馬家族雖屢為朝廷命官,但一直沒有人擔任史官。司馬談可謂繼承了遠祖之事業。他擔任太史令達31年之久,他死時,司馬遷28歲。
司馬談學問博洽,他將上古學問分為六派,這就是: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并對多家學問的得失,給予確切中肯的批評。這一點,對司馬遷治學精神的培養非常重要。司馬談作為兼管天文的史官,對漢代的封禪制度有很大的貢獻,傳至今天的祭壇便出自他的首創。在漢代,封禪是一件大事。司馬談幫助漢武帝確立了封禪制度,可謂功不可沒。
    但司馬談卻未能等到隨漢武帝前往泰山封禪,便一病不起,臨終前,他拉著司馬遷的手說:“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聽了這番話,涕淚橫流,對父親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可以說,司馬遷創作《史記》的直接動力,來源于他的父親的遺命。他很快就繼承父親官職而當上了太史令。上任之初,他說:“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昭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在司馬遷擔任太史令9年的時候,朝廷發生了李陵事件。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沒有人敢站出來為李陵講話,惟有司馬遷秉公直言為李陵辯護。漢武帝當即下旨將司馬遷關進大牢,第二年,又將司馬遷處以宮刑,這一年,司馬遷38歲。
    司馬遷遭受宮刑之后,曾沉痛地說:“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可見腐刑(即宮刑)是最讓人受辱而不可忍受的。依司馬遷剛直不阿的性格,他本可以慷慨一死以保尊嚴,但因為他不可辜負父親偉大的遺命,故忍且偷生。
    《史記》應自28歲時開始寫作,完全成書則是45歲。共130卷,52.4萬字。《史記》既是中國偉大的歷史著作,又是中國杰出的文學經典。魯迅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這種肯定乃是告訴世人:《史記》是中國的史詩。
                                              
    司馬遷作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杰出人物,將他的生平搬上舞臺或熒屏,還尚未產生有影響力的作品。我認為,將這個人物搬上話劇舞臺,至少有三個方面的意義:
    其一,彌補話劇藝術史上的空白。我國的話劇盡管產生過不少經典力作,但以司馬遷為主要人物的話劇,到目前為止,尚屬空白。
    其二,司馬遷是個著名歷史人物,其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不在于開疆拓土,亦不在于鐵馬金戈的生涯,而在于用一支“驚天地泣鬼神”的狼毫,譜寫出獨步千秋的史詩。因此,他的事跡及坎坷生平適宜于用話劇來表現。
    其三,當下之世,正處于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之中,文化繁榮是民族復興不可分割的有機部分。民族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謳歌歷史中的杰出人物,亦應是文化復興題中應有之義。
若探求司馬遷之政治觀與民間精神,尤其有其獨特的意義,對今天的歷史進程也有著借鑒的作用。他的史學,始終將經世致用作為目標。他的政治觀點,在《史話》中多有表述:
漢興,破觚而為圓,斫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循吏列傳》)
    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圣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
    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
    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燦爛輝煌的時代之一。這個時代的代表者是漢武帝劉徹。漢武帝之下,有兩個文化上的代表人物,一個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另一個就是司馬遷。讓司馬遷這個人物在話劇舞臺上重新復活,讓今天的觀眾從司馬遷身上看到古代士人的高貴精神以及中華文化偉大的創造力,是一個作家應盡的責任。
                                               三
    司馬遷雖然景仰孔子,但他自己卻深深喜愛楚文化,因此,他寫作的《史記》始終激情磅礴,想象飛騰,在史學的嚴謹中顯露出浪漫詩人的情懷。
    通過《史記》我們可以了解到,司馬遷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的學問超過了父親司馬談,他的性格也比父親要熱烈而浪漫得多。如在《游俠列傳》中他脫口而出的評論:“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這樣的語言,如其說是史家,不如說是詩人。
    以上這樣的評價不勝枚舉,它們不但沒有減損《史記》的價值,反而增加其光芒。關于《史記》的歷史地位,清代著名史家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這樣評價:“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記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由于以上的種種原因,《司馬遷》這部話劇劇本采取以司馬遷的生平事件為經,以《史記》的寫作為緯,互為交織,虛實相生,動靜相宜,始終洋溢著浪漫的詩情與生動的細節。整個劇本的情節布局是:
    當孤軍深入大漠征戰的李陵將軍投降匈奴的消息傳到長安,漢武帝劉徹當即下令將李陵家族滿門誅殺。朝廷百官莫不噤若寒蟬,惟有太史令司馬遷站出來為李陵辯誣,漢武帝十分震怒,將司馬遷打入死牢。當司馬遷準備迎接死亡時,漢武帝念及司馬遷的才華,將腰斬改為宮刑。這個打擊對于司馬遷來說,比死亡更難接受。但為了寫作《史記》,在生與死面前,他作出了艱難的抉擇……
    他回到故鄉,獨住寒窯,十易寒暑,完成了《史記》。當他重回京城,已經物是人非,他的老友任安因追隨太子而被腰斬,而他寫的《報任安書》再次引來漢武帝的憤怒,在思子宮里,就生與死、英雄與懦夫等等問題,司馬遷與漢武帝展開了思想上的巔峰對話。宮刑、故鄉、大雪、立春、殉道……每一幕皆與司馬遷本人的命運息息相關。
                                                              文:熊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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