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09 名家風采
賀敬之:夢回延安
發布時間:2015年12月09日

新版歌劇《白毛女》在上海演出。她從最初的誕生地延安開始,經太原、石家莊、廣州、長沙、杭州等城市,如今終于來到上海。
    70年來,這部紅色經典薪火相傳:王昆等是第一代“白毛女”,郭蘭英等是第二代,彭麗媛等是第三代,如今,雷佳是第四代。紅頭繩兒、玉茭子面、襤褸衣衫、佃農、地主、披散的白發……這些與現代生活存有距離感的舞臺符號,會將前輩們關于壓迫和反抗、絕望和希望、逃生和新生的情感記憶再次拉近么?
    對此,賀敬之既有擔憂,更懷期待。他是《白毛女》劇本的主要執筆者,年過九旬,體弱多病,沒能去延安觀看新版《白毛女》首演。“現在有些年輕人,認為喜兒嫁給黃世仁不是蠻好的嘛,干嘛要反抗呢?他們對歷史沒有敬畏,不知道什么叫階級壓迫,什么叫‘三座大山’。今天的《白毛女》有責任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段歷史。”因為腰傷,他斜靠在家中沙發上接受了文匯報的兩度專訪。延安和《白毛女》勾起了興致,他總共聊了5個多小時。
    沙發對面的墻上,掛著一幅大紅色的剪紙作品《回延安》。畫面上,寶塔山巍然聳立,延河水靜靜流淌,還有那兩句他呼喚過千遍萬遍的“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
    延安,既在遠方,也在眼前,還在心底,既可以眺望,也可以凝望,還可以守望。
    她是精神圣地,使他成長為一名有著堅定信念的共產主義戰士;
    她是靈感之源,在這里,他創作出了《南泥灣》《翻身道情》《白毛女》《回到延安》等經典之作;
    她是故鄉,她是母親。一朝曾飲延河水,一世永為延安人。
    “組織相信你”
    此次復排《白毛女》并制作3D舞臺藝術片,是文化部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的重點工作之一,以期發揮《白毛女》在創作觀念、創作方法上的導向作用,引導文藝工作者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創作生產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
    習總書記談文藝,既與毛澤東同志談文藝一脈相承,又蘊含著新思想、新論斷、新觀點,均指出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是“為了人民”。70年前,《白毛女》源自人民、反映人民,其誕生的歷史背景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之后,“魯藝”掀起的新秧歌運動。
    “魯藝”全稱魯迅藝術文學院,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的綜合性文學藝術學校,被譽為“革命文藝的搖籃”。1942年5月,“魯藝”一部分人員參加了那次座談會。大部分沒有參加的、包括當時還不滿18歲的“魯藝”學生賀敬之,都盼著親耳聆聽毛主席的進一步指示。
    5月30日,“魯藝”院長周揚把毛主席請來了!“主席站在籃球場中央,面前擺一張小桌。我搬個小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看到主席的舊軍裝上打著補丁……”回憶起70多年前的那一幕,賀敬之的語調里透出一股興奮勁兒。
    演講中,毛澤東提出了“大魯藝”、“小魯藝”的命題:“你們這個‘魯藝’還是‘小魯藝’,還有個‘大魯藝’,那就是廣大的社會、廣大的群眾,你們要到人民中間去,要到火熱的斗爭中去。”這既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進一步闡釋,更為“魯藝”師生打響了從“小魯藝”走向“大魯藝”的發令槍。
    “魯藝”師生們紛紛走出校門采風,賀敬之也來到田間地頭,收集民歌民謠。次年,南泥灣大生產運動達到高潮,賀敬之接到了為南泥灣創作歌詞的任務。那些在采風途中抄錄的歌謠爭先恐后跳入腦海,有童養媳出身的李大嫂唱的信天游“長腿的鷺鷥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綠水一道溝,好過的日子在后頭”;有吧嗒煙袋鍋的老大爺哼的“南泥灣啊爛泥灣,荒山臭水黑泥潭;狼豹黃羊山雞竄,一片荒涼少人煙”。賀敬之決定用信天游的形式寫出南泥灣今昔對比,“往年的南泥灣,處處是荒山,沒呀人煙;如今的南泥灣,與往年不一般,不呀一般……”“這個小伙子不一般。”走向“大魯藝”的賀敬之贏得了群眾的認可。
    1944年5月,西北戰地服務團從晉察冀邊區返延安時帶回一個“白毛仙姑”的故事;這年秋天,仍在晉察冀邊區工作的林漫將他創作的題為《白毛女人》的小說稿,托人帶給“魯藝”的周揚。周揚有個大膽的設想:能不能在新秧歌劇創作的基礎上提高一步,以這兩個故事為藍本創作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劇,作為向“七大”的獻禮?他把這一艱巨而緊迫的任務交給“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張庚更大膽,竟讓初出茅廬的賀敬之來擔任歌劇《白毛女》的編劇。
    20歲的賀敬之不敢接,“我太年輕了,擔心寫不好。”上級領導找他談話,讓他放下包袱,“你既然參加過秧歌劇的創作,又是農村出身,了解農民的悲苦經歷,組織相信你,你就放心去寫吧。”
    窯洞里,麻籽油燈下,賀敬之連夜奮戰,邊寫邊流淚。寫到楊白勞自殺時,賀敬之已經精神恍惚,同窯洞的伙伴跟他說話,他好久都回不過神來。大家傳開了,“賀敬之寫劇本寫得瘋魔掉了,他六親不認了啊!”
    賀敬之每寫完一幕,作曲者就開始譜曲,劇本刻成蠟紙油印,導演和演員試排試演,一次次聽取院內師生和院外人民群眾意見,開創了邊寫邊排邊修改的“流水作業”新方式。就在即將完稿時,賀敬之累倒了,住進醫院。另一位編劇丁毅接過筆桿,寫完最后一幕“斗爭會”。
    合力、協力、接力……集體智慧之下的新歌劇《白毛女》,于1945年4月28日在延安中央黨校禮堂首演。
    每次談及《白毛女》,賀敬之總要反復強調兩點:一、歌劇理想要和革命理想相結合,藝術家個體的藝術生命要自覺地和人民命運聯系在一起,知人民之心,言人民之志,抒人民之情,敘人民之事;二、《白毛女》是“集體創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因為活得長一些,所以現在變成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每次演出都是滿村空巷”
    戲寫得好不好,觀眾來檢驗。《白毛女》首演時,賀敬之負責拉大幕,他格外注意觀眾的反響。“當喜兒被救出山洞,后臺唱起‘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參加‘七大’的中央領導們一起起立鼓掌;當演員們高唱‘太陽底下把冤伸’時,毛主席擦起了眼淚。”
    戲票緊俏,陳賡將軍坐在窗臺上看完了演出。演出之后,陳賡找到賀敬之:“把劇本、曲譜給我一份,‘七大’之后我要把它們帶回前方,讓前方群眾也排《白毛女》。”賀敬之答:“我們還得再修改修改。”“不用改了,這樣就行了。這個戲至少能演20年。”賀敬之心想,能演那么久嗎?
    在延安連演30多場后,《白毛女》赴解放區各地演出。人們走在街陌村巷,常常情不自禁哼唱起《北風吹》《扎紅頭繩兒》《我要活》等《白毛女》經典唱段的旋律。演員們常被熱情的路人圍住,“看!這是喜兒!這是楊白勞!”飾演黃世仁、穆仁智、黃母等反派角色的演員則倒了霉,孩子們罵他們“大壞蛋”、“地主婆”,還用土塊、石頭砸他們。
    最驚險的一次是在冀中為部隊演出。演到最后一幕斗爭黃世仁時,一位怒不可遏的新戰士端起槍“砰”的一聲射向舞臺,把幕布射穿了一個洞。軍區首長趕緊下了一道命令:部隊觀看《白毛女》演出時子彈一律不得上膛,經過檢查才能入場。
    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白毛女》的演出盛況:“每次演出都是滿村空巷,扶老攜幼,屋頂上是人,墻頭上是人,樹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涼的情節,悲壯的音樂激動著全場的觀眾,有的淚流滿面,有的掩面嗚咽,一團一團的怒火壓在胸間。”田漢深有感觸地說:“《白毛女》是為革命立過功勞的。”
    新中國成立后,《白毛女》走出國門。演員們的“遭遇”和在國內時一樣,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1951年,《白毛女》來到德國柏林。謝幕時,觀眾獻給“喜兒”的鮮花都快抱不動了,有人剛獻給“黃世仁”一把花,觀眾席上一位老太太大喊:“不許給他——”獻花的人只能把花從“黃世仁”手中奪過來,遞給“喜兒”,全場觀眾大笑。
    《白毛女》把西方歌劇藝術與中國革命歷史題材融合,采用中國北方民間音樂的曲調,吸收了戲曲音樂及其表現手法,在歌劇中國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一步,被譽為民族歌劇的里程碑。其巨大成功讓賀敬之的名字在老百姓中間耳熟能詳,他甚至擁有了海外“追星族”,有來自日本的、朝鮮的、韓國的、新加坡的……有個意大利姑娘給自己起的中國名就叫“喜兒”。這位“洋喜兒”后來還專門寫信給賀敬之,請教關于《白毛女》的創作問題。
    一笑風云過
    寫一個作品,成一個經典,年少成名的賀敬之讓人生羨。“別人以為我一帆風順,其實不是這樣的。”賀敬之說,“生活上我什么苦都吃過,政治上也經受了各種運動。”早在延安整風時期,賀敬之就被錯整成“特務”;1955年,受“胡風案”牽連,他被隔離審查了半年多;1957年“反右”時,他再一次作為重點對象被批;“文革”十年,賀敬之夫婦身陷桎梏,患上了肺病、肝病、心臟病。1969年,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賀敬之獲得了短暫的自由,當上了人民日報社文藝部黨支部書記,但很快又被撤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專門批示:長期下放,監督勞動。
    “我是老‘運動員’了。”賀敬之呵呵一笑,帶過所有風云,舉重若輕。
    一起沉浮的還有《白毛女》的命運。從誕生至解放初期,它一直是受到高度肯定的。“文革”時,萬人追捧的《白毛女》竟然成了“大毒草”,被扣上了“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右傾”等帽子,“罪狀”是“丑化了勞動人民”、“把楊白勞給寫死了”。
    “我那會兒在‘牛棚’里。有人告訴我,電視臺里有個快板書的節目,兩個人對話,一個人問,‘《白毛女》是什么人寫的?居然把我們勞動人民污蔑成這樣子!’另一個人答,‘那還不是黃世仁自己寫的。’”講到這里賀敬之也忍不住笑了,“我居然變成黃世仁了。”造反派要賀敬之寫檢討文章,賀敬之不寫。“《白毛女》基本的精神是可以的嘛,我沒有想到楊白勞的自殺會引起這樣的反響。”
    “四人幫”垮臺后,開始批判“極左”路線。《白毛女》從“右傾”又變成了“極左”路線的產物。后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有人說,“楊白勞和黃世仁的關系是債務人和債權人的關系,欠賬就應該要還。”這就把故事發生的特定歷史背景給抹殺了,把高利貸背后的階級矛盾給一筆勾銷了。1995年,《白毛女》首演50周年時,某劇團上演了一個改編的版本:黃母不再打喜兒了,黃世仁也不那么面目可憎了,全劇濃墨重彩渲染了大春和喜兒的愛情。這么改的原因居然是:有些逃到海外的地主后來發達了,想回祖國投資,要是惹了他們,不利于我們招商引資。“《白毛女》怎么變成了這個樣子?”輿論嘩然。“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改編。”賀敬之專門寫了一封信表明意見。反對聲中,此版本匆匆收場。
    歷史不容虛無
    無論受到怎樣的評價,得到怎樣的對待,賀敬之都抱有不變的信念。“‘文革’后期,我被送到首鋼‘監督勞動’。離開家的時候,我和愛人(編者注:賀敬之夫人是著名作家、詩人柯巖,2011年去世)重復了那條毛主席語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黨只是想教育我們,不會拋棄我們。”“延安整風期間,就算被整成了‘特務’,我也只是問了句,‘我都成這樣了,組織上分配給我的工作我還能繼續做嗎?’”正如賀敬之所堅信的:他被首鋼的工人們保護了起來,陰霾漸散,太陽重升。
    賀敬之在延安時期寫過秧歌劇《周子山》,講了一個農民出生的地下黨員在黨內受到了批評,不滿意了,就跑到國民黨那里去了,當了土匪,最后被逮住了。現實中,共產黨隊伍中也曾出現過張國燾等人,因經不起考驗而叛變。
    “既然你參加革命了,革命當然要審查你,革命還要對你提要求,革命里還有紀律。”“延安的革命前景是光明的,但生活是艱苦的,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時,延安的日子很難過。”“革命隊伍里面也有黃克功,老百姓里面也有二流子。”賀敬之認為,這些對知識分子都是考驗。戰場上出生入死,敵人的拷打、誘降,同志們的批評、審查甚至冤枉,都會影響革命者和知識分子的主觀世界。變化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觸及靈魂,最后認清主流、支流、發展方向,形成牢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賀敬之經受住了考驗。1956年,在“胡風案”中被隔離審查和處分的賀敬之剛剛重獲自由,就接連創作了《回延安》《放聲歌唱》,這些作品直到今天都是經典之作——“手抓黃土我不放,緊緊兒貼在心窩上。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放聲歌唱吧!大聲些,大聲,大聲!把筆變成千丈長虹,好描繪我們的時代的多彩的面容。讓萬聲雷鳴在胸中滾動,好唱出贊美祖國的歌聲!”有些人不理解,問他:“你怎么有那么大的勁頭啊?”
    賀敬之回答:“我對革命沒有抱怨,心態是平衡的,對黨、對人民我是忠心耿耿的。”正如他后來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自奔投延水,流匯黃河,滔滔萬里,雖百曲千折,從未悔少時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
    “我們的革命隊伍里有很多這樣的好同志。他們經歷了生死考驗,很多都已經去世了。”說到這里,賀敬之有些動情,“給胡風第二次平反前,我從一個會議上得知‘胡風集團骨干分子’阿垅臨死之前在監獄里寫了篇東西,意思是,你們搞錯了,錯誤是嚴重的,很有可能在我死之前你們還沒搞清楚,還不能糾正,但我對革命有信心,很多事情終究會搞清楚的……我當時眼淚就流下來了。”1978年1月,賀敬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長,走馬上任之際就按照中央的精神,著手為胡風、馮雪峰、丁玲等一大批文藝界人士開展平反工作。
    他認為,我們確實走過彎路,但不能因為走過彎路就徹底否定過去、否定革命、否定歷史。“這種‘去革命化’的歷史虛無主義要引起我們警惕。”賀敬之說,“有些所謂的知識精英居然在公開的刊物上全盤否定毛澤東領導的延安整風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還有些人認為新文化運動把中國的傳統徹底斷裂了,認為中國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以致偏離了世界的‘普世價值’,認為文學藝術天生就是要反體制的……但是,真實的歷史不容任性篡改,歷史恰恰證明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和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都是與不斷發展的毛澤東思想分不開的,共產黨執政是歷史選擇的結果。”
    賀敬之的創作遵循現實主義風格,并不刻意回避矛盾,但總能穿過陰云看見陽光,如他在《放聲歌唱》中所寫:“我們共和國的道路并不是一馬平川,面前還有望不斷的千溝萬壑,頭上還會有不測的風雨……迎接我的啊,還有無數新的考驗,而灰塵和毒菌還會向我偷襲。但是,我親愛的黨啊!請你相信——你曾經怎樣地帶領我走過來的,我仍會怎樣地跟隨你走向前去!”
    “不做無義之子”
    “回顧我一生的經歷,離不開‘河’也離不開‘莊’。”賀敬之把自己稱作“兩河兩莊”人。“兩河”是指京杭大運河和延河,“兩莊”是指山東臺兒莊和西安七賢莊。
    賀敬之出生在京杭大運河畔臺兒莊一戶貧苦人家,臺兒莊大戰之后南下求學。1940年,不滿16歲的他約上3位同學一起投考“魯藝”。奔赴延安途中,他寫下了組詩《躍進》,“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獵人躍進在深處。獵槍像憤怒的大蛇,吐著爆炸的火舌。而我們四個,喘息著,摸索向前方……”當他們走進延安的前哨——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時,仿佛步入了新天地,墻上貼著毛主席的畫像,寫著“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標語。“死生一決投八路,陰陽兩分七賢莊”,賀敬之用詩句形容那一刻的激動心情。
    “我在這里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頓飽飯——還有什么比這更暖心的呢?”賀敬之說,“‘樹梢樹枝樹根根,親山親水有親人,羊羔羔吃奶望著媽,小米飯養活我長大’,我始終把黨、把延安當成我的母親。不論我以后遇到多大挫折,絕不背叛媽媽,不做無義之子。”
    在賀敬之的詩歌中,“黨”、“人民”、“母親”、“延安”、“故鄉”時常呈現出一種互為交織的疊影。“這是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賀敬之舉例道,“日本投降以后,我寫了一組《行軍散歌》。有一段叫‘看見媽媽’,講的是我在行軍路上,住到老百姓家里,早上起床走出門,看見一位和我母親差不多歲數的農村婦女正在那里簸簸箕、喂小雞,我恍惚了,叫了一聲‘娘’。老百姓和八路軍之間的關系,不正是母親和孩子的關系嘛!所以我寫道,‘一天換一個地方扎,一天一回看媽媽。’”在《放聲歌唱》里,賀敬之更是把赤子之心捧給祖國的每一寸土地,“五月——麥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我走遍了我廣大祖國的每一個地方,啊,每一個地方的我的每一個故鄉!”1997年,貴州綏陽縣舉辦首屆詩歌節,應邀出席的賀敬之曾提筆寄語:“鄉有詩方為詩鄉,詩有鄉始具詩魂。”
    “鄉愁”正是賀敬之的“詩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記得住鄉愁’。用《辭海》來定義,‘鄉愁’是指‘思念家鄉的一種傷感的情緒’,對革命者和文藝工作者而言,‘鄉愁’還應包括新的內容,比如對人民、對黨、對祖國的深情。”賀敬之說,“這也是我1942年以后靈感的源泉和作品的主題。”
    賀敬之好流眼淚,但他的眼淚“從不為自己的傷心事而流,只因為感動而流。”每當在詩句中傾訴對黨、對人民、對母親、對延安、對故鄉的深情,稿紙常被淚水浸濕。最近一次流淚,是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觀看閱兵,當戰機在藍天掠過,他為祖國日益強盛的國力、軍力而深深震撼、熱淚滾滾。他感慨道,“回顧往事,最使我心潮難平和深思無已的不是平凡的個人經歷,而是身心所系的偉大時代,那個時代的當時、后來和未來。這個偉大的時代是對‘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的最好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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